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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着对方驾车离开，卫燃关了院门之后，立刻跑进房间，拎着那口箱子来到了二楼的暗房里。
剪开行李箱上打着的铅封掀开盖子，这里面装着的却是两个喷吐了浓重绿色油漆的援越701压缩饼干桶。
这东西自然是前些天拜托尼涅尔替自己去越难那两处坐标点找回来的。
取出毛瑟刺刀撬开饼干桶的盖子，卫燃一眼便看到了那个收件人是扎克·基德的牛皮纸信封。
不过，他却并没有打开这个信封，仅仅只是小心的将其取出来暂时放进了食盒里收好，随后便开始从第一个饼干桶里往外拿东西。
这些东西里，绝大部分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塑料胶卷密封筒，其上还都标注着详细的封存日期以及诸如“维克多”、“扎克”又或者“特洛耶”这样的名字。
将这些胶卷分门别类的按照时间顺序摆成了三堆，卫燃接着又从这饼干桶的最里侧，拿出了一个单独的法军饭盒。
这饭盒里装的东西倒是不少，除了四个被套了一层层安全套的胶卷密封筒之外，还有一支卫燃无比眼熟的测光表，以及几盒同样包裹严密的超8录影带，和一台雅西卡拉绳半格相机、一台装在开裂皮套里的玛米亚16毫米微型相机。
小心的打开那四个密封筒，除了第二个装的是16毫米微型胶卷之外，其余三个里面装的，便是当年藏在榴弹弹壳里的那些让t队的队长野猪乔治夜不能寐的证据！
不知道是否有金属本子的暗中协助，这些紧密卷在一起的底片状况格外的好，不但没有任何的黏连，甚至当他戴上手套，小心翼翼的将它们取出来的时候，上面也干净的连个指纹都没有。
将这些扎克等人用命保护下来的罪证重新收好暂时放在一边，卫燃转而将第二个饼干桶里的胶卷底片取了出来。
这些密封筒上的标注和刚刚的不同，不但时间是在卫燃和扎克逃出战俘营之后，而且上面的名字也是用越难语写的“阮成竹”这么个名字。
相比刚刚那个饼干桶，这里面的胶卷要更多，其上标注的时间跨度，也从1970年一直到1976年。
在这饼干桶的最底下，还放着几支当初在直升机坠机之后埋下的镜头，以及一本能有半块砖头大小的相册。
轻轻掀开这本相册，卫燃不由的露出了一抹笑容，在第一页上，是一张黎友福和阮清茶，以及蒙胧夫妇的合影，合影的背景，便是当初卫燃和扎克“劫持”蒙胧，然后跳河的那座大桥。
在这一页的右下角，还写着一个英文单词：“friend”。
面带微笑的翻到第二页，这次的照片依旧是常见的5寸大小，照片的内容是黎友福和阮清茶的手拉着手的合影，他们全都穿着黑衣黑裤以及同样黑色的轮胎拖鞋，头上还各有一顶凉盔，就连脖子上，都分别挂着一台曾属于扎克的相机。
这张照片下面，用英语写着，“我们决定结婚了，查理是我们的证婚人。”
翻到第三页，照片大小没有变化，里面定格的，也依旧是黎友福和阮清茶，只不过这张照片里的阮清茶，肚子已经明显的隆起，她的脸上，也满是母性的光彩。
“我们马上要有自己的孩子了”卫燃喃喃自语的读出了照片下面的字迹。
第四页，照片里只有阮清茶和她怀里的孩子。但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阮清茶的脸上满是悲伤愁绪之色，她的目光，似乎也全都凝聚在了怀里的孩子身上。
那个小小的婴儿长的却堪比怪物，他...不，或许可以用“它”来称呼，它没有眼睛和眉毛，但隔着皮肉却能看出眼眶位置的凹陷。
它也没有鼻子，仅仅只有两个并不大的圆孔，它有嘴巴，但却格外的大，大的吓人。
“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战友和朋友说，可能是因为我和我的妻子是堂兄妹近亲结婚才诞生这样不健全的孩子。但我们知道，我们都知道，我和她没有血缘关系。
这或许是对我曾经背叛我的同胞的惩罚，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会把他养大，他的名字，就叫阮友福吧。”
唉...
卫燃无声的叹了口气，继续翻阅着这本每页只有一张五寸照片的相册，以及每张照片下的字迹。
在接下来的“故事”里，黎友福和阮清茶因为他们的孩子遭到了嘲讽和议论，他们每次拍下全家福的时候，那些字句里也充斥着彷徨和不安。
终于，在第13张照片里，阮清茶的肚子又一次隆起了，但无论她拍下那张照片时的表情，还是黎友福写下的文字，全都刻满了对第二个孩子健康状况的担忧。
第15页，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看起来健康的婴儿。
“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看起来很健康，他的名字叫做阮明聪。在这个月，美国终于开始撤军了，接下来我们将完成祖国的统一。”
无力的摇摇头，卫燃继续往后翻，这对夫妻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了蒙胧的妻子照顾，他们俩以及蒙胧则再次奔赴了前线。
在其后的几张照片里，黎友福用照片和文字记下的内容，却越来越多的和先天残疾的婴儿有关。
那些简短的字里行间，也越来越明显的怀疑，美国人是不是在战争里偷偷使用了什么能导致孩子畸形，意图从根源上彻底摧毁这个国家的化学武器。
终于，在又一张他们四人外加三个孩子在那座大桥上的合影，卫燃终于注意到了一些没有在文字里表达出来的细节。
无论黎友福还是他的妻子阮清茶，无论英文名字叫做查理的游击队员蒙胧还是他的妻子，他们全都顶着一张即便在黑白照片里也无比明显的麻子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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